国泰君安资管|制度创新与内需战略：“福利中国2035”愿景下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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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泰君安资管权益投研专题研究

　　2025年作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收官节点，正成为观察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历史性坐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路径日益清晰。随着“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对扩大内需、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部署不断深化，如何破解消费动能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等结构性矛盾，成为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课题。

　　在此背景下，国泰君安资管权益投研团队立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逻辑，开创性提出“福利中国2035”理论框架，对消费驱动型社会的制度设计展开前瞻探讨。该框架从民生改善、财富效应释放与供给体系适配三维度，系统梳理了经济转型的底层逻辑。

　　国泰君安资管权益投研团队潜心研究中长期发展战略，深度跟踪经济转型中的市场机遇。团队多年来践行“深度研究为先，研究支持投资，投资反哺研究，理性投资，风格多元”的投资理念，持续深耕投研能力建设，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打造模块化可装配的泛权益投研体系，构建具备多元管理能力的产品，提升投资决策的质量和稳定性，力争为客户创造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本文作为国泰君安资管权益投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投资者把握制度红利向资本市场传导的长期趋势提供参考。该研究既呼应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的顶层设计，也为经济动能转换中的投资思路提供研究视角。

　　以下为研究原文：

　　福利中国2035：消费驱动转型下的制度创新与市场机遇

　　“福利中国2035”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近年，在我国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强化，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11年保持在50%以上，住行消费等传统消费显著增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稳步提高，汽车新车销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同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但我国扩大内需仍面临不少制约。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从国内看，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账款拖欠问题仍较突出。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民生领域存在短板。一些地方基层财政困难。”

　　从消费占比来看，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5.6%，不但远低于美国（81%）、日本（75%）、德国（72%）等发达经济体，甚至明显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或落后的国家，比如土耳其（72%）、印度（71%）、印尼（62%）。此外，我国服务消费占比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2023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偏低，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6%，远低于美国（68%）、日本（57%）等发达经济体。

　　从居民收入维度，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3.15%，虽较2021年的42%有所提升，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如OECD国家普遍在50%-65%）。这一差距源于：（1）初次分配失衡：居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51%），财产性收入占GDP比重偏低（4%），均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而资本要素分配占比较高；（2）城乡与区域分化：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34，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藏、甘肃等地的3倍左右；（3）社会保障覆盖不均：2023年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217元（基础部分），仅为城镇职工养老金（3090元）的7.0%。

　　从民生福利角度，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占比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2023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4.5%，远低于日本（33%）和美国（22%）。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依赖个人和家庭支出填补，客观上抬高了居民部门针对养老托育等长期支出的谨慎性、预防性储蓄，压缩了消费潜力。

　　我们深究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发现，过去几十年，中国以高积累、高投资模式集中资源推动技术引进和产业升级，本质上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在工业化追赶期，通过压缩消费、扩大生产性投资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到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环节，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990年的2.7%跃升至2023年的近30%。这种生产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需要将有限资本优先投入技术追赶。这是产业升级初期资本密集型发展路径的客观要求。

　　当前技术追赶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标志着分配关系调整的窗口期到来。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使得单纯依赖投资驱动已难以持续：2023年中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1%，远超全球平均25%的水平，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9.6%，较美国低29%。这种结构性失衡既制约内需扩张，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加剧外部失衡——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8221亿美元，持续面临贸易摩擦风险。因此，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已成为突破“供给-出口”循环的关键。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双重转型”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传统投资驱动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严峻挑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持续下降和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印证了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征关税推动的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国内市场的容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这些结构性矛盾正在倒逼发展范式转换——我国亟需通过制度创新重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将改革重心从供给侧单边突进转向供需双侧协同发力。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正是对这一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其本质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破解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制度性梗阻，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在此背景下，“福利中国2035”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逻辑的范式突破——从单一维度的生产力追赶转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同变革。该框架通过重构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供需循环生态三重制度创新，系统破解制约消费动能释放的深层梗阻：既要在初次分配环节矫正要素报酬失衡，激活居民部门的“收入-消费”乘数效应；又需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这种以制度创新重塑经济循环脉络的战略设计，既是对二十大“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的实践深化，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以下核心目标体系的构建，正是这一转型逻辑在操作层面的具象化展开。

　　核心目标：

　　“福利中国2035”愿景以构建消费驱动型经济为目标，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步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破解居民后顾之忧，从而深化“供给-内需”协同循环，推动经济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主导的高质量增长。各项具体目标阐述如下：

　　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内需形成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增进民生福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显著提升（2024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13万元），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规模预计从目前的约4亿人扩大至约8亿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达到日韩等国家水平），形成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社会保障全覆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达到95%以上，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城乡收入比从2023年的2.34降至2035年的1.8），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等。实现社会保障全生命周期覆盖，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七大民生领域。解除居民后顾之忧，提振消费。

　　完善“供给-内需”体系：通过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协同，形成“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高效循环，推动需求的稳定增长，推动优质供给拉动需求，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升，到2035年突破100万亿元（2024年社零为48.79万亿，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

　　关键实施路径

　　（一）收入分配体系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探索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参与分配。丰富和完善直达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政策工具，由中央财政出资，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青年、农村城市贫困家庭和65岁以上老人、三胎家庭等需要重点扶持的群体定向发放补贴。可借鉴日本19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经验，日本重新构建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合理分配机制，尤其是非常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修订《最低工资法》，完善和推行“春斗”工资协商机制，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从1961年的49.3%提升至1971年的60.2%（含自雇收入），人均收入10年中年均增长16%，维持了GDP的稳定高增速。

　　探索建立直接税体系，将资本所得（如利息、股息、财产租赁所得等）纳入综合所得征收范围，消除劳动与资本收入的税负差距，减少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利得避税的空间，增强二次分配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偿；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扩大中低收入群体免税范围。可以参考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实践经验，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制度，工人平均工资得到显著提升；累进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和遗产税税率，贫富分化现象得到了改善，美国社会需求得到了改善。

　　引入居民消费增长率与消费环境满意度指标等，将居民消费增速、消费结构升级（如服务消费占比）、消费便利度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取代单纯以GDP、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同时弱化投资类指标，建立投资效益评估机制，当前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增长，倾向于通过土地、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建议将“投资效益”（如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消费拉动系数）作为核心考核内容之一，抑制低效重复投资。

　　通过现金补贴与公积金储蓄相结合的方式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并强化退休保障。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新加坡政府长期施行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补助范围涵盖30岁以上、月收入3000元以下、仅有一处房产、已婚者配偶年收入低于7万元的低收入群体，每名受惠者每年的薪金补助介于1500新元至3600新元间，其中40%为现金，60%强制存入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和医疗，并结合消费价格指数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分位数动态调整补贴标准，确保实际购买力。

　　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满足一定条件（如员工工作时间满足标准）后，该部分企业贷款可全额豁免（美国2020新冠疫情期间曾采用此政策）；或允许企业在遭遇危机时缩短员工工时，由政府补贴员工损失的工资，避免裁员（德国在2020年新冠危机曾采用此政策）。

　　（二）财产性收入提升

　　中长期资金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要稳住股市、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构建“长钱长投”的生态环境是关键。加快打通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1）平准基金将持有ETF份额划拨给社保基金充实个人养老账户，即“国家发份额”类似于海外“国家发钱”；2）个人收入买入养老账户的份额抵税或者免税，低换手低费率，鼓励个人长期投资；3）监管设定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率下限值，比如国企不低于50%，民企不低于20%，上市公司长期保留大量现金的情况必须给出说明和解决方案。整体市场保证一定股息率，促进市场长期健康上涨；4）个人的养老账户以一定比例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买入账户内份额，形成个人和市场共振。探索实现流动性高、规模大的大盘绩优股ETF/国有资产ETF持有份额可作贷款抵押品的机制，进一步吸引长期资本（如社保、险资）通过抵押融资加仓，形成资金正向循环，同时拓宽市场融资渠道。

　　针对中小投资者设立专项风险补偿，降低市场波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可参考存款保险制度，按投资额度分层补偿。

　　完善权益市场优胜略汰机制，保证权益市场整体的盈利增速等指标能够匹配潜在流入的资金（估值不出现大幅波动），增强投资者参与权益市场的信心。

　　允许农民住宅流转交易和抵押。通常农村住宅造价平均约是城镇住宅销售价的1/4至1/3。若按比较公允的价格和最低的流转速度估算，每年可能会产生上万亿的住宅流转价值，从而大幅增加农民以及已经在城镇落户的流动人口的财产性收入，提升整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

　　（三）惠民举措增强幸福感

　　发放育儿补贴，按照家庭收入水平阶梯发放，直接增加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支持力度（如扩大儿科服务、完全失能老人照护补贴），减少预防性储蓄对消费的挤出。

　　稳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以更加充分可靠的社会保障减少劳动者后顾之忧。

　　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日本1960年代的改革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实施了《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通过每年18%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速，日本将社会保障占国民收入比重从4.8%提升至6.1%，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体系。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社会保险法》建立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也值得参考，其建立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金制度，保险金的来源由职工、雇主和联邦政府负担。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等，推动1.8亿外出农民工人口（2023年统计数据）融入城市，释放住房、教育、医疗等关联消费需求。

　　小 结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福利中国2035”战略的推进，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收入分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重塑14亿人的消费图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型社会将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在供给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释放出超大规模市场的乘数效应。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动能转换，更昭示着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改革的历史性跃迁。以制度创新激活蛰伏的消费潜能，以惠民举措夯实内需根基，中国正在书写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转型的崭新篇章，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案。蓝图绘就，改革扬帆，这场关乎国运民生的深刻变革，终将在高质量发展的浩荡东风中，托举起共同富裕的壮阔航程。